摘要：

　　围棋之“学”，既包括围棋之“原理”，也包括围棋存在之具体“形态”。围棋之“原理”包括围棋本质论、围棋系统论、围棋思维论、围棋价值论等;围棋之“形态”包括棋局、棋手、观者与棋评三部分，它们构成了“围棋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围棋学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第一，注重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第二，知识考古学与比较研究法的运用;第三，本体研究与接受研究的互动。建构围棋学，是构建完整的围棋理论体系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围棋的研究，也是当代社会围棋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围棋学学科建构

　　围棋自有文字记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尧造围棋论，则有四千多年了。而在此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萌芽、成长的过程。自围棋产生以来，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待我们去探索、发掘。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领导小组组长王国平同志在第四届中国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闭幕式的总结陈辞中提出：棋文化研究，既要研究具体的问题，又要逐步进行规律性的理论研究。近年来，中国围棋在竞技领域取得突出的成绩，围棋文化研究也日益兴盛。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通过四届国际棋文化峰会，也带动了对围棋许多重要课题的研究。但相对来说，对围棋具体的领域的研究较多，对规律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则不足。以“围棋学”而论，10多年前，就有棋界中人呼吁要建立“围棋学”，但一直停留在倡议阶段，少有人去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当围棋日益进入大中小学教育体制，不少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围棋专业，围棋日益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做为建立一个学科基础理论的“围棋学”却处于空白状态。当其他学科如“文艺学”、“法学”、“伦理学”等都有了非常完备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围棋学”的缺位，不能不说是棋界的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前围棋的发展可以说处在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围棋竞技的繁荣，围棋文化研究的兴盛，围棋产业的勃兴，特别是围棋逐渐进入教育体制，都为“围棋学”的创立，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时代呼唤着“围棋学”，围棋的实践，也需要系统的理论总结。本文在追踪围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围棋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价值意义，试图为“围棋学”的建构，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一、围棋与围棋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围棋之为“学”，首先指的是学科，它代表的是一套分门别类的系统知识，如文学、艺术学、哲学、法学、数学、物理学等等。这些作为一级学科，下面又可分出二、三级学科。围棋刚刚进入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中，并没有独立的“专业”，当然也谈不上独立的“学科”的诞生。第二，围棋之“学”，还可以指“学术”，是关于围棋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尽管我们没有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围棋学”，但历史上和当代却不乏与围棋相关的研究，为“围棋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

　　(一)中国古代围棋理论与围棋学的建构

　　对围棋的较系统的论述，应该说从汉代就开始了。其中班固(32—92)的《弈旨》是关于围棋的第一篇完整的理论文献。班固将博与弈进行比较，首次肯定了围棋的正面意义。而班固将围棋与“天地之象”、“帝王之治”、“五霸之权”、“战国之事”联系在一起，称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把围棋跟天地之象、形而上之道联系在一起，开启了中国围棋批评“立象比德”的传统。

　　汉代开始到南北朝，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围棋赋论。马融(79—166)撰《围棋赋》，开宗明义：“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开以兵言棋之先河。此后，三国时的曹摅、蔡洪，梁武帝萧衍和梁宣帝又分别撰《围棋赋》，构成著名的“围棋五赋”，进一步对围棋之战理做了精到的概括。

　　此外，东汉黄宪(95—142)的《机论》、应玚(172—217)的《弈势》，对围棋之“机”与“势”做了别具一格的阐发。而三国韦曜(204—273)的《博弈论》则从儒家正统价值观的角度，论证围棋之“无用”乃至“有害”，成为棋史上最著名的贬抑围棋的文章。

　　魏晋开始，围棋逐渐被纳入“艺”的范畴。梁代沈约作《棋品序》，称围棋“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上艺”乃区别于“技艺”的“道艺”。由此围棋正式拥有了“艺”的身份。到唐代，棋正式成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沈约也由此建构了中国围棋的一套“艺术”的理论话语。

　　而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北魏时期的敦煌《碁经》，作为中国古代围棋棋论的经典文献，则将中国围棋技术理论推向了高峰。《碁经》正文共分七篇。第一篇主要是阐述弈棋的基本要领和法则;第二篇“诱征篇”，专论征子之法;第三篇“势用篇”综论各种“势”的运用，即一些具体的死活和对杀图形;第四篇“像名篇”对棋局及一些特定的棋形，赋予一形象的名称;第五篇“释图势篇”论述图与势的关系和复图打谱的重要性;第六篇“棋制篇”，叙述弈棋的规则和计算输赢方法;第七篇“部帙篇”阐述将棋势分为四部的标准和内容。这套可比“科学”的话语其实代表的是中国古代棋论与“道”相对的一套“术”的话语。这套“术”的话语在敦煌《碁经》中达到一个顶峰。

　　唐代相传出自王积薪的《围棋十诀》则是对棋理的精辟概括：

　　一、不得贪胜。二、入界宜缓。 三、攻彼顾我。 四、弃子争先。 五、舍小就大。 六、逢危须弃。 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 九、彼强自保。 十、势孤取和。

　　“十诀”最早载于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题为《象棋十诀》，明代刘仲达《鸿书》改名为《围棋十诀》，并托为王积薪所创。我们可以理解为围棋与象棋共通的基本棋理。

　　宋代棋论中最光辉的一篇文献是《棋经十三篇》。《棋经十三篇》在内容上模拟《孙子兵法》，分为十三篇。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推本棋局、棋子的形制，列举棋的名目、棋品。其二，强调对局的态度和弈者所应具备的棋艺修养和棋德。其三，《棋经十三篇》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对围棋的实战经验的总结，它论述了一系列的对弈中的战略战术和基本要领，且非常精辟。不少成了类似于棋的格言、警句。如“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占角”;“宁输数子，勿失一先”;“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势，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等等。

　　《棋经十三篇》作为我国流行至今最完整、最系统的围棋理论著作，它是对上千年围棋理论与实战经验的总结，它不光是棋法、兵法，更是一种哲学。将中国已有的棋艺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清之际，中国围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清代，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国手，棋艺在清中叶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棋谱著作。清代围棋理论，固然在基础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在实战、实用性技术理论方面却有长足的进展与革新。也就是说，它将中国古代围棋理论推向了技术化、实用化、精细化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形态(20世纪在围棋竞技化的时代被发扬光大)。

　　在围棋棋评方面，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施定庵之“手批十八局”，周小松之《餐菊斋棋评》，被认为是清代最著名的三大棋评，而这三人恰好就是清代早、中、晚期的代表性棋手。棋手特别是著名国手，对棋本身有更深入的体会、感悟。就像《兼山堂弈谱》，徐星友精选清初19人的62局棋谱，详加评说，成了我国古典评谱中最具影响的代表性著作。还是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一改前朝仅限于说理或单纯罗列而不加分析的惯例，而结合实战，作了细致的剖析。

　　与此同时，清代棋谱在起手(布局、定式)、侵分(中盘战术)、残局(官子)及全局诸方面均分门别类，有深入探讨。其中过白龄的《三子谱》《四子谱》，施定庵著的《弈理指归》(钱长泽为之配图，成《弈理指归图》)、《弈理指归续编》，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陶式玉的《官子谱》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古代虽无“围棋学”之“名”，但其丰富的围棋理论著述与围棋批评，为“围棋学”之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现代围棋理论研究

　　20世纪的中国围棋，在日本围棋的刺激之下，开始了现代转型。围棋由传统之“艺”回归为竞技，成为时代潮流。如何提高棋艺，成为棋手的第一要务。对围棋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

　　民国时期的围棋著作、棋谱，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编译的日本棋谱;第二，中日围棋对局集;第三，翻印的中国古谱;第四，中国人自己所著的围棋著作，包括围棋笔记、棋话等。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日本围棋的介绍。这里有编译的日本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棋谱》(平等阁主人狄葆贤选编)、《东瀛围棋精华》(陶审安编译)，《丈和弈谱》。还有一些则是日本围棋专题研究著作的编译，如《新桃花泉》、《围棋布局研究》、《围棋布局要则》等，这些棋谱和围棋专题研究著作，为中国棋手了解日本围棋的历史、技战术，提供了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这时，中国人自己所著的围棋著作，包括围棋笔记、棋话等。较有影响的有黄铭功撰写的《棋国阳秋》，黄俊编撰的《弈人传》，周家森编的《留余簃弈话》，徐润周《近楼弈话》等。这类著作记棋人棋事、围棋掌故、可为棋史之借鉴。不过，总的来说，以围棋理论而言，民国时期少有重要的原创的围棋理论著作。各种棋论则散见于棋刊和各类棋书的序跋中。

　　徐去疾著的《围棋入门》，乃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以现代体系构建的最早的围棋入门书籍。《围棋入门》初稿成于1921年。1924年作者旅居罗马，结识意大利人贝谷利尼，将书稿译成意大利文首次出版，此后风行欧洲，先后被译成英、法文出版。1929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中文版。

　　《围棋入门》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的体例。全书分十章，分别为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各种死活棋式”，第三章(上)“落子定名”，第三章(下)“劫”，第四章“胜负之计算”，第五章“对局应守之规例”，第六章“攻守大要”，第七章“对局”(分布局、合战、收官、收官时应注意之点四节)，第八章“对局举例”，第九章“数种特别棋势之推究”，第十章“弈品”。另有“附录”，包括“诗文”、“故事”、“趣闻”。内容涵盖了围棋基本知识，行棋术语，对局规则，弈品，中日胜负计算方法，基本战术与理论，如死活、定式、布局、攻守、官子等。附录则属于围棋历史与文化的内容。“技术”与“文化”并重，构建了现代围棋的一套知识体系和范式。尽管它在章节安排的逻辑性上，未必完全合理。如本应将“胜负之计算”和“对局应守之规例”，放在总论之后，“落子定名”与“劫”作为一章之上、下篇，也缺少棋理依据，后面“攻守大要”也专门有一节“打劫”。“数种特别棋势之推究”，讲的是几种特殊的死活棋型和战术手段，似也应放在“死活”一章中，而没有必要另分出一章……如此种种，都可算是《围棋入门》在内容、体例安排上的瑕疵，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其开拓之功。

　　(三)中国当代围棋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围棋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围棋逐渐被纳入国家竞技体育的体制中，出版了一些围棋技术类书籍，但围棋理论与文化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就围棋史而言，仅有李耀东的一本小册子《中国围棋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60年)简述了中国围棋的发展历程。到八十年代，中国围棋在竞技层面开始追上日本，围棋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一方面，一些围棋古谱被陆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围棋史、围棋技术、围棋文化的研究，齐头并进，产生了不少成果。

　　以围棋史而论，1985年，刘善承主编的《中国围棋》出版。该书收集了不少中国古代围棋文献和文学作品，包括棋论、棋评、传说、典故，涉及围棋的诗、词、歌、曲，中国古代棋艺著作的介绍，还有中国当代棋手简介、中国的围棋比赛与国际比赛简介，中国当代围棋资料。该书对中国围棋文化遗产的系统清理，某种程度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中国围棋》其中第一部分即为《中国围棋发展简史》。此后，各类围棋史著作陆续出版，如见闻《中国围棋史话》(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年),李松福编著《围棋史话》(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台湾朱铭源《中国围棋史趣话》(蜀蓉棋艺出版社，1990年)，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蔡中民、赵之云等《中国围棋史》(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殷伟《中国围棋史演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善承主编《中国围棋史》(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薛克翘《中国围棋史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国学网选编《围棋史话》(中国国学出版社，2010年)，何云波、杨烁《图说中国围棋史》(书海出版社，2015年)，等等。专门史则有陈祖源的《围棋规则演变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何云波的《中国围棋思想史》等。还有一些著作，偏重于从技术的角度讨论当代中国围棋的发展。如刘骆生著的《中国围棋五十年风云》(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以棋谱的解说再加一些背景知识介绍的方式，追踪中国围棋五十年的变迁。王汝南著有《弈坛争霸三十年》，从历届全国比赛的冠亚军之战探中国围棋的发展。而何云波的《中国围棋思想史》2011年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围棋研究成为国家级项目，意味着被学术正统的承认，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围棋是游戏，是竞技，中国古代又把它纳入到艺术的范畴，赋予其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围棋与军事、政治、经济、管理、哲学、美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化的角度，发掘围棋的丰富意蕴与价值，也就成了当代棋界、学界努力的目标。如胡廷楣的《黑白之道》(1993年初版，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再版)副标题为“围棋名家访谈录”，通过采访棋界、学界、商界的名家，展示围棋的多面的意义。《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1999年第一版，2009年修订版改名为《黑白之境——围棋文化思考)，从围棋源头、围棋思维、“语言”、虚实、围棋的境界等方面展开对围棋文化的思考。

　　何云波的《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新论丛书之一，2001年)，从围棋的本质、源流，围棋与中国哲学、宗教，中外围棋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围棋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何云波的博士论文《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探讨弈之为“艺”的意义生成过程，围棋与中国传统之“文”与“艺”的关系，被认为开辟了围棋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还有一些，则属于围棋的专题研究。其中一批博士论文，如张东鹏的《中国围棋与哲学之道》以中国思想的核心概论“道”为主线，探讨中国围棋与哲学的关系。胡瑜的《弈的魅力——弈棋风格及其与棋手个性的关系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弈棋风格与棋手个性的关系，黄合林《弈的奇迹——促进学习、提高心理素质及开发脑功能的积极作用的研究》则是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发掘围棋的教育功能。

　　围棋与诸多学科都有着内在关联。如戴耘的《围棋心理学》(书海出版社，2008年)从知觉、决策、成才、教育各个方面探讨了围棋与心理学的关系。王经伦的《围棋的思维科学》将围棋思维归纳为注重全局和关联的整体思维，强调变易和动态的辩证思维，集中表现为推理的逻辑思维，推动围棋发展的创新思维，对围棋的思维特点可以说作了很好的阐发。季博青的《棋道——围棋构建的经济学模型》(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史册、史伟的《手谈商战——围棋文化启示录》(百家出版社，2003年)，蔡绪锋、何云波合著的《围棋与东方管理智慧》(书海出版社，2008年)从经济学、企业管理的角度，发掘棋道与商道的相通之处。

　　此外，像杨晓国的《围棋溯源》(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致力于对围棋起源的探讨。陈祖源《围棋规则新论》(蜀蓉棋艺出版社，2000年)对围棋规则探源发微，条分缕析。而吕顺长、沈国权的《棋道——日本文化大讲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顾申主编《棋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等，则是对日本围棋文化的介绍。中日围棋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对日本棋道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中国围棋之反观。李喆的《中国围棋价值演变研究》则为中国古代围棋价值观的演变做了较清晰的梳理。

　　林建超将军近几年在《围棋天地》陆续发表《围棋与国家》《围棋与战略》《围棋申遗研究报告》《围棋思维与海洋战略博弈》等文，站在国家、战略、民族思维的高度揭示围棋的价值、意义，产生很大影响，也为“围棋学”的建构提供了种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由王国平书记主持的《棋文化全书》之《围棋全书》，包括围棋文献的整理，围棋丛书的编撰，围棋通史的撰写等，作为围棋文化整理、研究的系统工程，将为围棋学的建构奠定基础。

　　(四)国外的围棋研究

　　南北朝时期，围棋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唐代，随着日本遣唐使纷纷来到中国，更直接把中国围棋带回了日本，日本围棋也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日本对围棋历史、文化的研究也颇为注重，出版了《坐隐谈丛》(安藤如意原著，渡边英夫新编增补，1955年新树社版)，《围棋百科辞典》(1983年金园社) ，《日本围棋大系》(十八卷，筑摩书房，1975年至1977年)，《现代围棋大系》(四十八卷，讲谈社，1980年至1984年出版)，还有安永一的《围棋五十年》、《围棋百年》，中山典之的《昭和围棋风云录》，田村龙骑兵的《围棋史故事》、江崎诚志的《名人棋所》等。很多职业棋手都参与到棋史著作中，如著名的有濑越宪作、渡边英夫整理的《御城棋谱》，福井正明解说的道策、秀策全集，出版的《棋界黄金的十九世纪·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日本围棋导向顶点的名手》、《围棋史探侦·过去和现在下棋的故事》等。日本围棋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可以说蔚为大观。

　　1997年，韩国明知大学设立了围棋系。本科围棋专业开设围棋学研究方法论、围棋史、围棋社会学、围棋心理学、围棋评价论、围棋文学、围棋经营论、棋手论、围棋媒体论及一些围棋技术类课程。[①]郑寿铉教授为此著有《围棋学概论》，可说是第一本围棋学方面的著作。

　　围棋不光是东方人的游戏，当它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欧洲，也越来越赢得西方人的喜爱。最早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利玛窦中国札记》就有关于围棋的记述。英国人托马斯·海德(1636-1703)著《东方游戏》，也有关于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介绍。而德国人奥斯卡·科歇尔特(1853-1940)，他于1862年到日本，学会了围棋。后来在德国的一份大型杂志上连载系列围棋文章，产生广泛影响。

　　此后，随着一些英文围棋书的出版，欧洲对这种古老的东方游戏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二战后，欧洲各个国家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围棋协会。1957年开始，欧洲围棋大会每年在不同的国家举行。欧洲也有一些学者从事围棋历史文化的研究，意大利人Franco Pratesi著有《欧洲围棋通史》(EuroGoEuroGo，已出版三卷，第一卷是1950年之前的历史，第二卷1949年到1968年，第三卷1968年到1988年，还有计划中的第四卷待出版)。英国的JohnFairbairn出版过英文《日本围棋史》、《中国围棋史》，并撰有论文《三百年来中国与英国围棋关系史》。荷兰人TheoVan Ees在《围棋天地》撰《漫漫西行路》介绍围棋西行的历史。荷兰JaapBlom曾在日本的英文围棋杂志《Go World》上发表过两篇欧洲围棋史的文章。

　　当代西方，也有不少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围棋的多重内涵。如围棋与战争的相通性就引起西方不少研究者的兴趣，1969年，后来任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科特﹒伯尔曼就出版了著作《旷日持久的游戏：毛泽东主义革命策略的围棋解释》(TheProtracted Game: A Wei-Ch'i Interpretation of Mao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y)，分析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与围棋理念的共通性。伯尔曼之后，西方陆续有人提出中国战争策略与围棋的相似性，如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美国学者来永庆博士(Dr. David Lai)。其著作《向石子学习：从围棋角度剖析中国“势”的战略概念》(Learning from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研究了《孙子兵法》和围棋理论中的“势”这一概念在现今时代的借鉴意义。中国外交与军事界盛传的说法是：东方重谋，西方重力，作者指出在许多层面上围棋代表着中国的战略与外交方式，在如今的外交中，西方需要花一些时间学习中国的战略思维与谋略技巧，才能做到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学习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习围棋。

　　也有学者从思维的角度讨论围棋与国际象棋所体现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如美国的杜威·科内尔博士与理查德得德·默斯尔博士就写过一本书《战略思维与东方的围棋》(参见《围棋天地》，1995年第12期)对国际象棋与围棋作了这样的比较，认为国际象棋与围棋的差异，主要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通过对事物的分析、综合、思辩，由感性、知性到理性，逐渐形成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以追求确定性、精确性为目标的思维传统。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传统思维，则一直延续了原始思维的特征，更注重整体综合，更具思维的模糊性。围棋也是讲究整体的一种游戏，群体重于个体。围棋所具有的这种整体性、综合性，使它与象棋相比，更代表了东方的智慧。

　　也有的从人格形成的角度去讨论围棋的功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克﹒莫斯科维茨(Marc L. Moskowitz)的专著《围棋国度：中国男性气质和中国围棋游戏》(Go Nation: ChineseMasculinities and the Game of Weiqi in China)。认为围棋可以训练儿童在商业、社交方面的能力，并形成适当的刚毅之气。大学生用围棋来表达对当前经济难以想象的竞争性的焦虑，并在其中寻找中国古代文化精英们的那种理想的行为模式。

　　围棋在中国称手谈，博弈也是人际关系的体现。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围棋是逻辑学课程的一部分，在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围棋是东方商业课程的一部分。他们从围棋中学习经营企业、做生意。法国《费加罗报》上，曾介绍博萨尔公司的两位顾问佛朗西斯·图阿齐和塞西尔热弗雷合著的《企业管理学与围棋战略》，就说围棋游戏是对企业外部环境以及支配企业日常生活的内部关系的最好的形象化比喻。围棋把“眼”当作创造人际协同作用的因素。棋子的力量在于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和团结，由此围棋可以启迪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法。

　　西方在接受围棋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的含义。西方人对围棋的认识不乏“误读”，也包含着“洞见”。它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围棋，建构“围棋学”理论，可以提供不少的启示与借鉴。

　　二、围棋学研究的内容与思路

　　围棋在古代被列入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在现代回归为竞技，围棋学自然也就成了体育学下的一个分支。

　　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体育学为一级学科，之下分3大门类，即体育基础学科、运动技术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为二级学科。3大门类之下的各门学科，则为三级学科。体育基础学科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学科在体育领域里的运用，如运动形态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体育哲学、体育统计学、体育史等。运动技术学科包括各个运动项目和相应的理论。体育社会学科是指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学科，既研究体育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与经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又研究体育内部活动的社会关系。如体育社会学、体育行政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教育学等。[②]

　　围棋既为“艺”，又为 “技”，如果一定要纳入“体育”的范畴之内，作为学科，只能纳入运动技术学科之下，作为“运动项目”之一。目前中国大学并没有独立的围棋专业，仅仅是在体育运动训练或民族传统体育下面设围棋方向，或者挂靠在其它专业名下，如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围棋学院，在工商管理专业下设围棋管理与教育方向。作为“学科”的围棋学的归属，尚非当务之急。但随着围棋的普及、推广、繁荣，围棋日益进入教育体制，对“围棋学”的研究，又为围棋研究与围棋教育所急需。

　　那么，“围棋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哪些方面呢?文艺学作为一门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③]借用这一分类，广义的围棋学可分为围棋史、围棋批评、围棋理论三个方面。围棋史是对围棋产生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围棋批评是对棋手、棋局、棋谱等的具体的研究，围棋理论则偏重于研究围棋的普遍规律。狭义的围棋学则近似于文学理论，是对围棋的发生和一般规律的系统的理论研究。

　　当然，“围棋学”究竟包括哪些研究领域，因无现存的成熟的体系，可以见仁见智。韩国明知大学郑寿铉教授的《围棋学概论》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包括四章：围棋的理解，围棋与人类生活，围棋的历史，围棋与人类心理。第二部分“围棋文化论”包括五章：围棋观与围棋哲学，围棋文化论，围棋语言论，围棋文学，大众传媒与围棋。第三部分“围棋技术论”包括两章：围棋的原理和理论，棋手的种类和特性。第四部分“围棋实用论”包括四章：围棋界的结构和经营，围棋教育论，围棋营销学，围棋的教训学。[④]

　　《围棋学概论》在“总论”中阐述什么是围棋，围棋的历史，围棋与人类生活、心理的关系，接着以围棋文化论、围棋技术论两大部分阐述围棋的文化与竞技内涵，最后讨论围棋的功用。应该说总体上思路较为清晰，自成体系。问题是每个部分所包括的章节内容，似还有颇多可商榷之处。如“围棋文化论”包含围棋哲学、语言、文学及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但又专辟一章“围棋文化论”，它们与哲学、文学不构成同一层面的并列关系。对“围棋技术”和“围棋实用”的阐发，也不够周全。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成立围棋学院，在工商管理专业下设围棋方向，201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为解决围棋专业教学急需，笔者主持了大学围棋专业系列教材的编撰。教材暂定六本《围棋学概论》、《世界围棋简史》《围棋产业学》《大学围棋初级教程》《大学围棋中级教程》《大学围棋高级教程》。《围棋学概论》试图建构围棋学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上、下两大篇。上篇为“原理篇”，下篇为“形态篇”。“原理篇”包括围棋本质论、围棋系统论、围棋思维论、围棋价值论。“形态篇”包括棋局、棋手、观者与棋评三部分，它们构成了“围棋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原理篇”要解决的是围棋的发生，围棋的名与实、体与用，围棋思维的特点，围棋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围棋本质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围棋”。围棋作为一种盘上竞技游戏，以围地为目的，是对人与自然中的生存争斗的模拟。我们经常说围棋是竞技，是游戏，是艺术，是文化，用中国传统棋论的概念，则为技、戏、艺、道。“技”、“戏”、“艺”是围棋存在的方式，“道”则构成了围棋存在的终极依据。

　　“围棋系统论”则将围棋当作一种文化形态，放在人类文化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人们一般把文化分成三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围棋而论，弈地、弈具构成了棋的物质文化形态。弈制作为游戏的规则、制度，构成了棋的制度文化形态。而从精神层面来说，既包括围棋棋艺的内部构成：棋技、棋理、棋道，也与棋手的思维、精神、品格、趣味相通。

　　另一方面，如果把人类的知识比作一棵大树，在这棵“知识树”上，会生出很多枝杈，然后有了不同的学科，而它们之间，又同根同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围棋为例，它与其他棋戏，如军棋、象棋、跳棋、五子棋等，都是盘上游戏，但它们又有分兵种游戏与不分兵种游戏之别。它们都是对人类生存竞争的模拟，不同的是，各自的棋具和游戏规则，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玩法。而围棋在中国古代，又被纳入琴棋书画四艺，它与其他艺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与此同时，围棋与哲学、心理学、宗教、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如数理，互为相通。这使围棋既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又是可实证的、分析的。围棋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印证了围棋的科学性，它与围棋的人文性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围棋的丰富复杂的意义。

　　“围棋思维论”探讨围棋思维的特点。围棋思维被看作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数理思维与模糊、直觉思维的融汇。在对局中，棋手计算的变化都是以一个个的“图形”呈现在脑海中，而后在各种“图”中做出选择，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判断的过程，又与抽象思维相关。另外，围棋的“算”，是一种数理思维，追求精确、确定，另一方面，下棋又需要直觉，所谓“感觉的一手”，每一手的大小很多时候无法做精确判断，它体现为一种模糊、直觉思维。

　　以围棋思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论，中国文化传统，在思维上一直被认为更多地体现为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等等，而缺乏数理、逻辑思维。而围棋在很多方面其实恰恰体现为数理思维。中国古代棋论，就是玄象思维与数理思维的融合。玄象即把棋玄妙化，纳入形而上之道。数理则强调计算，强调分析、推理、判断。它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棋论“道”与“术”的两套话语。[⑤]只不过中国文化传统重道轻技，棋所体现的数理思维的传统，其“术”的话语，始终处在被轻视、贬抑的状态。正像孟子把棋当作“小数”，但最终要被纳入“大衍之数”，纳入“道”，棋才具有生存的合法性。

　　“围棋价值论”是对围棋的功用的总结。围棋的“体”与“用”决定了它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所谓无用之“用”;也有现实的功用，如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及附属的文化与产业价值。以围棋教育而论，如何发掘围棋的多方面的功能，也就成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围棋中来的重要一环。

　　“围棋学”既揭示围棋之一般规律，也关注围棋的具体“形态”。下篇“形态篇”即从棋局、棋手、观者与读者入手，具体讨论棋局的创造与欣赏的过程。以棋局而论，一棋局的构成，中国古代分起手式与残局两大部分，现代则将之分成布局、中盘、官子三个阶段。如果说语言学构建了关于语言从词法、句法到语法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围棋被称为“手谈”，棋局作为一套话语系统，应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能否借用语言学的体系，来探索棋子组合成棋局的规律，便成为围棋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词法论，围棋的一整套术语，如打、提、长、飞、尖、冲、托、渡、扳、虎、跨、点等等，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词”。单个的棋子如同一个个的“字”，单独放在棋盘上可能没有意义，两个字组成“词”，意义便生成了(当然单个的字也可能成“词”)。棋局亦然，两个子组成的“飞”，或“立”、“尖”等，其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同样是“飞”，不同的场合，其适用性也不一样，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可能用“词”不当。

　　多个“词”的组合便成“句”。“句法”大致相当于围棋的基本战术手段，如定式、死活、对杀、手筋等。就像一个局部的定型(定式)，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句子。局部定型要跟全局配合，就像句子要放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意义与功用。

　　围棋的“语法”则相当于围棋战略与棋理。棋之理决定了棋子组合的规律与行棋的方向。有悖棋理，则可能出现“语法”错误。

　　当然，现实中的言语构成的“对话”，更多地是为了沟通与交流，“争辩”只是其中一部分。围棋的“手谈”、“对话”则基本上体现为下棋者的“对立”、“交锋”，在不断的冲突，限制与反限制中达成某种妥协。这构成了围棋“对话”的特殊性。

　　如同作品出自作者，棋局也是由棋手创造出来的。棋手的棋力、棋风、个性，往往决定了棋局的差异。千古无同局，既是围棋本身的复杂性使然，也与棋手的个体差异有关。以棋风而论，如果说棋理是人人需要遵循的行棋的普遍规律，棋风则代表了不同个性的棋手对棋理的不同的理解与选择。比如面对实地与外势、打入与侵消，不同棋风的棋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另外，如果说文艺作品多是单个的作者创作的结果，棋局却是由对立的双方共同完成的。对弈方式(如单人对局，双人或多人联棋，接力赛等)、对弈心理，也往往会影响到棋局的进程。在围棋学研究中，对作为作者的棋手的研究，也就非常重要了。

　　棋局在进行过程中，可能还会有讲棋者、听棋者或观棋者。一局棋终，棋局成为棋谱，也会有评棋者，打谱者。接受美学强调，作品意义的最后完成，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同样，棋局意义的完成，也是在评棋者、观棋者、读谱者的欣赏、阅读、批评的过程中。因而，对现场讲棋、文字棋评及棋迷观棋、欣赏棋谱的研究，挖掘棋局意义的生成过程，棋局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也就成了围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方面，恰恰是以往的围棋研究，最薄弱，最需要加强的。

　　三、围棋学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围棋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寻围棋的原理、规律。围棋学研究，在方法中，有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

　　在文学研究中，有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分，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批评与形式批评。一个注重意义的发掘，其对象与人、社会、历史的关联，但相对来说有较多的主观色彩;一个注重从内部去揭示其规律，更强调客观性。围棋研究亦然。围棋首先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古代，“文”代表人文、精神修养、美德善行;“化”，即变易、化育。“文”、“化”合用，即指以文教化。《易·贲卦》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教化，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本质。

　　围棋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担负起教化的功能。所谓到“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晋张华《博物志》)，强调的就是围棋的教化功能。中国古代把围棋列为“六艺”的教育内容之一，以此培养品格、端正礼仪、训练思维、修身养性。中国古人也常常把围棋当作是一种宇宙之象、人生之道。所谓“棋法阴阳，道为经纬”，“围奁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被赋予许多玄妙的意义。

　　文化研究注重对围棋的意义的发掘。但另一方面，围棋之为“数”，其“数”之“理”又是可作客观分析、描述的。正像前面我们把围棋当做一套语言系统，就使我们又可能超越直观判断，去做系统的描述。刘知青教授曾在《口述史：我的围棋往事》的访谈中谈到：语言学可以对一个文本中每个词使用的频率去做统计，那么围棋也可以做类似的分词的研究。通过职业选手上万个棋谱来做的统计分析，比如落点，按照出现的概率，排一个序，这样可发现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围棋可借用统计学来做分析。而计算机人工智能的研究，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围棋提供了可能。程序语言和自然语言都有词法、语法、语意等，两者之间，就有诸多可比之处。而像围棋的最优解，李喆七段在七路盘上做的最优解的研究，就是试图对围棋的最佳下法做终极性研究的一种努力。而借助计算机，做出数学证明的希望将大大增加。科学将为围棋研究，插上翅膀，在很多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第二，知识考古学与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福柯的知识学强调，任何事物的意义，都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并不存在终极的本质。围棋亦然，其意义，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正像围棋之为戏，为艺、为道，都是不断被赋予的意义。而所谓围棋的“本质”，其实也是不断生成的。

　　围棋产生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它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棋盘的道数也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弈棋的规则也逐渐建立起来。在这过程中，围棋也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如孔子以围棋为休闲娱乐的消遣之物，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孟子以围棋为“小数”。班固则将它与天地之象、帝王之治联系在一起。而各种围棋赋论以兵言棋。魏晋之世，则把围棋当做“手谈”、“坐隐”、“忘忧”、“烂柯”，赋予围棋以各种精神的、审美的意义……围棋的意义也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当然，围棋意义的生成，又与中国传统的知识生成机制有关。

　　中国围棋与其它棋戏如中国象棋，与文学、艺术、哲学、伦理、信仰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中国文化之树上结出的果实。而中国围棋理论话语，不仅与象棋、其它各种棋类理论话语相通，而且与琴、书、画、诗、文理论，与中国整个的思想，都是共用一套话语，言说不同的对象，这决定了它们之间话语的相通，当然也有其各自的独特性。

　　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由于它们指涉的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围棋与其它棋戏、艺术、学科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比较中，彰显围棋的特点。

　　第三、本体研究与接受研究的互动。

　　围棋学研究，既需要从棋手、棋局棋谱入手，做本体研究。又需要从观者出发，作接受研究。对围棋的本体研究，从古到今，都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棋手的心理、风格、个性如何影响到棋局的研究，对古今棋局的深入研究，则有待进一步加强。而对观棋者的研究，对棋评的研究，更显得薄弱。事实上，看棋、评棋，构成了围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观棋与弈棋，其立场也是不一样的。苏轼《观棋》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写出的是一种典型的观棋的心态。观棋诗为很多中国文人所好，又透露了其人生价值取向。至于对棋局的欣赏，棋谱的评析，文学欣赏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围棋棋谱的评说，也常常见仁见智。观棋者的棋力、趣味，也影响到围棋的意义生成。将围棋的本体研究与接受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有了必然性。

　　总之，围棋学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上，如何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都需要我们去做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围棋学的建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可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建构围棋学，是构建完整的围棋理论体系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围棋的研究。

　　关于围棋的研究，过去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常常不成体系。围棋学，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一系列基础理论的研究，建构围棋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正像我们把棋局分成定式、官子、死活等等，但为什么这么分，很少有人去探究。何云波主编的《围棋文化教程》，作为大学围棋文化素质课程教材，探索如何将围棋技术与文化高度融合起来。在棋局部分，抽出三个核心概念：气、地、形，它们分别解决的是三个问题：棋子在棋盘上如何活着，如何高效合理地围地，如何下出漂亮的棋来。棋如人生，它也代表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棋子如何生存，如何活得更好，如何才能活出品味来。定式、官子、死活等与气、地、形的分类，代表的是对围棋知识体系的不同理解。

　　同样，无论是对围棋的本质、思维、功用的研究，还是把围棋放在人类知识的大系统中，讨论围棋与其它棋戏、学科的关系，及其对棋局、棋手、欣赏的系统研究，都是为了建构围棋自己的一套知识系统。它对围棋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围棋学的建构，也是当代社会围棋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棋在当代世界获得广泛的传播，围棋产业与教育的发展，也需要加强围棋的理论研究。

　　2010 年 3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1 年 5 月 16 日，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2014年，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5 年，基本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体育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提出“鼓励大型体育赛事充分进行市场开发……支持各地打造一大批优秀体育俱乐部、示范场馆和品牌赛事。”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对于提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就必然会不断上升。围棋产业也面临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围棋也迎来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围棋教育发展迅速。2001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就联合下发了三棋进课堂的文件，在一些地区，棋类教育已经成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各地出现了许多围棋培训机构。就大学而言，不少高校都开了围棋文化选修课，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棋逐渐进入大学教育体制。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印发《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管理办法》，围棋和国际象棋项目正式被纳入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而韩国明知大学，1997年就设立了围棋系。2016年，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也成立了中国首家围棋学院。围棋产业与教育的发展，对围棋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围棋的一套理论体系，对围棋产业与教育，都有理论的指导意义，也必将促进围棋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说，建立独立的围棋学，既是围棋发展的需要，也是围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系统化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扎实的研究，使围棋学能够真正地构建起来。当然，这就需要棋界、学界的共同努力了。

　　附记：本文既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2017年度棋文化研究“8+X”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也与笔者主持的大学围棋专业系列教材之一《围棋学概论》的编撰有关。陈祖源、胡廷楣、李喆、杨烁等都参与了《围棋学概论》的编撰。编委会为此进行了多次研讨。围棋学的构建，既有赖于前人的研究，也是《围棋学概论》编委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此深表感谢!

　　注：本文作者何云波教授为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围棋学院院长

　　[①]参见明知大学围棋专业内部资料集《围棋与教育》。

　　[②]参见360百科词条“体育学”。

　　[③]参见360百科词条“文艺学”。

　　[④]郑寿铉《围棋学概论》目录的翻译者为明知大学博士生、中国学者孙德常先生。

　　[⑤]参见何云波《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